原本在香港從事記者行業的聶依文，2010 年來澳洲前，已轉型成為一名大學講師，後來由於雪梨大學的招募而移民澳洲。她表示，以前在香港，主要做教學工作，但自己則比較喜歡進行一些研究。當時覺得雪梨大學的工作，更能符合自己要求，所以毅然選擇前來澳洲。
她憶述：「我在香港由做記者轉為大學教育工作時，正值香港比較關注新聞自由被侵蝕的現象，行業中有許多不快事件，感覺上如果轉移另一個崗位，仍可以做到繼續傳承新聞自由的理念，所以覺得教書可以是一個選擇。」
自己還是記者時，主要負責一些調查研究的報道， 但覺得這樣的工作內容，仍未能滿足自己對研究工作的追求，加上深受兩位以前自己的教師影響，令她很仰慕教師的工作，所以當時選擇轉做大學講師，希望在學術環境中， 讓自己更深入研究新聞有關的議題。
聶依文表示，以往在香港的大學是教授新聞為主，在澳洲這邊除了涉及新聞教育外，亦擴闊範疇至包括研究社交媒體、公眾如何取得公共資訊的各樣途徑，而現時主要集中研究中國及香港的華文傳媒。
作為大學教師多年，聶依文認為，最令她感到困難的是課室管理。因為要與學生們建立一種信任，而這工作是每個學期都要做。她指出，並非老師自己設計或準備一些好的材料，學生們便會欣賞你。由於學生都是來自不同背景，他們對自己所學的學科，有不同期望， 所以每個學期最初數星期，重點是了解學生，以及如何引導學生進入她認為合適的學習模式中，一個關鍵時刻。這亦是她喜歡教學和覺得教學是對自己的一個很大挑戰。
作為大學教師多年，聶依文認為最令她感到困難的是課室管理，要與學生建立信任，而這工作每個學期都要做。
聶依文說：「做記者要調查、做採訪、寫稿和面對死線，時間緊迫。 但做記者和做講師時，我最享受的是自己做研究去了解一些課題。而做教師時，還要涉及如何運用有關課題去準備教材給學生。而我自己最不喜歡的就是改卷。」
聶依文提及，喜歡教書主要受小學兩位老師的啟蒙。其中一位老師推崇自學法，要他們透過自己查字典來認識生字，亦成為她現時教導學生使用的其中一個方法。
聶依文說：「該名老師自費幫我訂購『兒童樂園』(當時一本兒童刊物)，因為我當時住在屋邨，沒有多餘錢可以訂購課外書。一位老師可以這樣對待學生，我真的很感激他。」
「至於另一位老師是在我讀小學三年級時，當時自己不太認真讀書。那位老師有一晚突然家訪，問我父親究竟我發生甚麼事。當時我當然十分驚慌，因為老師突然造訪。但事後再想，一位老師可以在他工餘時間做家訪，了解一個學生的情況，我覺得他的愛心很大，也很感動，提醒我做老師要關心學生。」
不過她認為，澳洲的情況有點不同，老師很少可以「入侵」學生的私人空間，如果發現有學生的表現失準，或發現對方沒有專心學習，她偏向以輕描淡寫的方式，提醒學生。
對於現時社會各界廣泛使用人工智能科技，以及有不少假新聞出現，作為一位傳媒導師，對此又有何想法呢？
聶依文說：「 人工智能一方面對教學有很大幫助，例如準備教材方面。對學生來說，亦較容易可以找到資料。但相反有些學生卻利用人工智能來寫功課。如何能夠一方面幫學生學習，另一方面能測試他們的學習水平並非依靠人工智能，這仍然是一項掙扎。」
至於有關人工智能與「假消息」問題，她認為問題已出現一段日子，亦有研究發現，許多這些「假消息」都是一些有組織的行為。她會提醒學生要分辨甚麼是「假消息」，例如要看看消息來源和留意其他徵兆。
許多人認為人工智能的出現，將會對許多行業， 包括傳媒工作帶來衝擊，聶依文認為，人工智能的確改變了傳媒行業的工作模式，但她認為，有危亦有機。一些比較深入的調查報道是無法取代的，因為人工智能只是依靠已有的資料，來提供有關訊息。
聶依文亦在訪問中，就澳洲的大學，特別在傳媒學科方面的學術水平，與中國及香港同樣的學科比較，亦會談及近年香港傳媒行業的發展空間是否越來越窄，她對香港傳媒未來的發展有何看法？還有她有份創立、名為「香港時空」的組織，究竟想達成甚麼目標？請收聽這集【人物誌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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